盡管如此，索羅斯一直沒有放棄哲學思考。六十來年代小有成功之后曾經聯系波普看他的論文，但是他最后又喪失信心，提前從波普辦公室把自己的論文拿走。三十年后索羅斯功成名就之后，將自己的基金會以波普的名義命名，他特別寫信給剛剛獲得爵士封號的波普，但是后者卻回信表示對他幾乎沒有印象。這就是真相，即使索羅斯沒有從波普辦公室拿走論文，一切也恐怕沒有什么不同，他的背景他的表達很難被定義為學院體制之內的“金童”。

　　索羅斯對于哲學的愛好持續一生，55歲出版《金融煉金術》之后更出版系列源源不斷的書，但即使大眾對于從中找到投資訣竅不乏興趣，但他還是被很多學者嘲笑為外行，給人以一個很努力卻很失敗的哲學家形象。他的自傳作家對媒體表示索羅斯：“他確實虛榮。毫無疑問，他想吹噓。他曾告訴我，如果能夠撰寫一部流傳千年的哲學著作，他會高高興興地放棄所有財富。我是說，他的野心可不小。”——對于哲學的追求，雖然這使得索羅斯看起來有點可笑，但是誰知道不也正是暴露了學院體制的狹隘與勢利呢?

　　對于他一系列看起來不那么成功的哲學書籍，他曾經表示“寫書是為了理順自己的思路，可最終的聽眾就是我”，他甚至如此自嘲“既然我是個有錢人，我做的任何荒唐事，都是一個有錢人的荒唐事。”

　　直到今天，索羅斯的“反身性”理論一直沒能得到足夠的學術認可，即使在動物精神和非理性研究已經得到諾獎認可。一方面，這與數學有關，索羅斯小時候數學不佳，長大也深受影響，他到現在還是覺得害怕在數學符號中迷失;他自己說自己選擇經濟學其實只是沒有辦法，他更偏好哲學之類。雖然數學不佳沒有影響索羅斯賺得缽滿體滿，但是卻使得他的著作很難得到主流認可。

　　另一方面，更大程度上也說明，學術界和金融市場一樣也是“反身性”的生動樣板：主流經濟學對于明顯的疏漏視而不見，埋頭于各類均衡之中獲得學術認可，而在預言金融危機中獲得最好的聲望的也是“末日博士”魯比尼、海曼·明斯基之類非主流人群。或許共同點之一在于他們都是主流學術圈的“局外人”，正是因為他們不在主流，所以更能看到主流理論裂痕、更能關注現實世界真相。

　　不僅僅是另一個富人夢一樣的人生，謎一樣的追求。

　　盡管如此，很多人還是在夸大索羅斯作用的同時也在黑化他。對于外界流傳的傳奇，索羅斯表示自己影響力被嚴重夸大了。比如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穆罕默德指責是他一手釀成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索羅斯如此回應，“事實上，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幾個月，我尚未進行亞洲貨幣的交易，因此不可能導致了這場危機。”而他所作的努力，也讓他思考自己的定位，“不論這些事情是對是錯，我都開始思考，我能夠對歷史事件的進程產生一定的影響，我也可以制定自己的政策。”

　　其實正如他自己所言，這個世界迫切需要無國界政治家。索羅斯多次表明自己的立場，其目標是讓世界更美好。他認為自己與眾不同在于，他不僅有想法，而且可以有行動，而且能夠更大規模地開展行動，“我是幸運的，因為我能比他們更好地實現這個夢想。”

　　索羅斯認為自己的特殊地位源自三種資歷：“其一，我構建了自己的理念框架，這讓我對歷史，尤其是我所謂的“遠離均衡狀態”形成了特定的理解;其二，我確立了一套堅定的道德與政治信仰;其三，我掙了很多錢。許多人擁有其中一兩種資歷，但很少有人能同時擁有這三種資歷。另外，我建立的非營利性基金網絡為我了解各地區情況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因此我對很多問題都擁有發言權。而基金會的管理者也擁有參與本國政治生活的權利，這是我這個外人所沒有的權利。”

　　除了生活與投資，索羅斯其實在政治、哲學領域也是以局外人身份闖入。在90年底，他最開始談論政治問題時候，他一直希望自己的哲學得到理解。1992年剛進入這個領域時候，他其實是一個新手。在一次國際會議中發言，他甚至被一個司長級別的人在臺下嘲笑，而他被引薦給外交關系協會之時，也有人提出反對。直到很長一段時之后，索羅斯才在國內國內舞臺證明了自己，不僅僅是“另一個富人”而已。

　　索羅斯并不是神，在投資中他也多次認錯，甚至被人評價樂于認錯。其實一方面是投資界的原則，敬畏市場才能走得更遠的原則往往使得偉大的投資者也謙卑，另一方面也是來自其哲學源泉，畢竟卡爾波普也認為一個開放的社會應由身處其中的人們不斷地賦予它新的定義，否則開放社會也會淪落為一成不變。這不正是開放社會的精神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