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背景來看，兩人最初上的學校都不算最好，隨后的學校都不錯，但其實不算最好的大學。巴菲特當時去的是賓州學校的沃頓商學院，當年沃頓并沒有日后顯赫，巴菲特不滿意后轉校到內布拉斯加大學林肯分校，畢業后被哈佛商學院拒絕，隨后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幸會投資大師本杰明.格林厄姆;畢業時獲得最高A+，從而進入投資界。索羅斯孤身來到倫敦，最開始也是在一家專科學校，三次嘗試才考上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他是在無奈之下選擇經濟學，當時的LSE剛好群星璀璨，索羅斯一邊半工半讀，一邊接觸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幫助他日后總結出反身性理論應用于投資。

　　巴菲特的投資理念是講求長期復利的“滾雪球”，索羅斯的投資哲學則是利用短期錯誤的“反身性”理論。以大眾流行觀點來看，前者被認為投資，更為正統，而后者則被認投機，更為取巧——這其實也反映大眾對于對沖基金或者做空者的偏見，總是認為他們帶來不穩定，而巴菲特之類長線投資者帶來穩定。事實上，市場經濟尤其資本市場如果沒有波動是沒有生命力的，所謂投資，很多時候無非是成功的投機而已。

　　兩人成績如何，可能金融危機是很好的觀察窗口。根據2008的業績來看，這是多數人的災難年，同時也是巴菲特豐收的一年。這年他在財富上超過比爾蓋茨，成為《福布斯》世界首富。根據相關資料，巴菲特管理的伯克希爾公司2008年底總資產2674億美元，凈資產1093億美元。

　　對比之下，索羅斯則掙扎保住財富榜位置，《福布斯》排名第101。媒體特別比較了二人區別，索羅斯管理的量子捐贈基金據報道資產管理規模為200億美元，根據索羅斯管理的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向美國證監會呈報的資料，2008年底股票投資規模46.16億美元。這也意味著巴菲特管理的股票投資規模是索羅斯的11倍左右，同時巴菲特財富為620億美元，索羅斯為90億美元。

　　2008年標準普爾指數下跌了37%，伯克希爾2008年虧損9.6%，量子基金2008年的投資收益率為8%，而對沖基金平均虧損率超過了18%。

　　如此看來，從個人財富與資產規模看，好像巴菲特占優，但是這也更多投資風格以及公司性質的不同。根據相關報道，單就2008年來看，巴菲特比較集中持股，518億美元只投資了41只股票，索羅斯則不是，46億美元就投資了83只股票。

　　資本主義的權力規則被理解得比較簡單粗暴，獲得財富是證明自身的唯一辦法，美國教授在名為《知識創富》書中中“財富是資本主義衡量成功的最終標準。那些擁有大量財富的人是重要的，值得獻殷勤。他們值得別人尊敬，也要求別人順從。他們是贏家。”盡管如此，財富重要，但是達到一定級別之后，比較的維度也有所不同。雖然看起來巴菲特財富比索羅斯多，但是很難說巴菲特比索羅斯成功，人生起點不同，維度也不同，從財富到慈善，從物質到精神，從離場到價值觀。

　　從某種意義，兩人都趕上了美國資本主義的好時代，但是兩個人差距，我認為不是在于投資方式或者投資水平，除了性格差異之外，倒是很好迪說明了移民奮斗艱難程度。

　　本土大富翁vs移民企業家沃倫.巴菲特的人生就一個典型美國大富翁的人生，他的家族19世紀就來到奧馬哈，他的家族多代經商，父親是國會議員，妻子是妹妹舍友，也是近鄰，離巴菲特的家只有一個半街區的地方長大，同時雙方的父母是多年的老朋友。巴菲特的家庭也很幸福，兒子小巴菲特自由地選擇了音樂事業，巴菲特自己除了私人飛機以及可樂之外，也沒什么特別愛好，他的資產中大部分都會捐出，而且不少(約300億美元)給了好友，捐給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及其妻子建立的“比爾與梅琳達·蓋茨基金會”。

　　巴菲特很多言論很親民，比如主張對于富翁征稅，這使得他曾經被評為美國除了父親之外最敬愛的男人。索羅斯則復雜得多，他出身匈牙利中產階級，少年就遭遇國破家亡，17歲離家留學，成年后也墮落沉淪過，直到26歲來到美國才開始事業起步。他離婚三次，與子女關系并不算非常和諧，在公共評價之中也遠遠比巴菲特復雜，他也會說自己更像精明的匈牙利人而不是天真的美國人。

　　巴菲特知足常樂，他明白自己的優勢，他多次描述自己在于幸運，主要原因在于出生在美國，“我很幸運。我是出生在美國。成功的概率為30比1或40比1。我與生俱來就有一些幸運的基因，也恰巧出生在合適的年代。要是我出生在幾千年前的話，很可能成為那些兇猛野獸的午餐，因為我即不擅長奔跑也不會爬樹。”

　　也正因此，索羅斯的人生比起巴菲特來說復雜得多，外界的復雜評價某種程度都是內在世界的映射，正如外界對于索羅斯的又愛又恨與對巴菲特單純的愛，也是基于這點。

　　索羅斯是一個移民企業家，任何移民都是一場艱難的文化跨越，只有成功跨越過語言、文化、社交等等高聳入云的“巴別塔”的人，才能最終看到輝煌。比如據說索羅斯很欣賞經濟學家楊小凱，曾經希望雇傭他，兩人惺惺相惜之處不少，移民應該是其中一項。即使索羅斯在美國自立門戶對沖基金，早期客戶也主要歐洲人，很多是認識很多年的人。但是即使聰明勤奮如楊小凱，在西方打拼也很辛苦，不僅在于學術研究等硬性指標，更在于社交網絡等軟性環境的短板，所以不少人說如果楊小凱出生在美國，那么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概率會大很多。

　　比較巴菲特索羅斯，就像面對兩座神像，兩人的精神世界與物質存在都令人賞心悅目，但是對比巴菲特純凈簡單如透明玻璃的精神世界，索羅斯的精神世界則復雜絢爛如教堂彩色玻璃，從中投射出不同文化不同世界的光澤。

　　我個人是覺得索羅斯其實比巴菲特偉大，他起點不如巴菲特，打拼之路相當艱難，他的人生是從一個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攀登的曲折過程，其中的疏離與被排斥，不是巴菲特這樣生于此老于此奧馬哈人能夠體會得到的。成名之后他的關注，也與巴菲特式的簡單行善哲學有所不同，他對于鐵幕國家的情感以及構建開放社會的想法，使得他對于世界有著更清晰宏大的認識，也有著堅定的價值觀。

　　反身性：失敗的哲學家除了父親，卡爾.波普被認為是對索羅斯影響最深的人。索羅斯多次向他致敬，他應該算波普最有力的推廣者以及公眾知名度最高的學生。索羅斯認為卡爾·波普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蘊涵著無窮的啟示力量，波普的開放社會(open society)雖然沒有給出定義，但其原則基于“根本真理無法被證實”的前提，開放社會是以這樣一種認識為基礎的。

　　索羅斯的畢業論文也是波普指導，但其實兩人交往并不深厚。波普屬于對于學生很直接很嚴格類型，而索羅斯成績并不算好，他記憶中兩人討論論文并不算很滿意，這或多或少緣于他不屬于學術上很出眾的傳統類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