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經濟觀察報記者來到位于杭州灣新區濱海二路的寧波康鑫化纖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簡稱“康鑫化纖”)廠區，“康鑫集團”四個大字赫然立于廠房之上，門衛告訴記者，企業生產仍在進行。

早在兩年前，2015年3月康鑫化纖的貸款不良風險就開始逐漸暴露，幾乎所有到期貸款都轉化為不良貸款。

經濟觀察報從央行征信報告中獲悉，康鑫化纖目前在7家金融機構仍有業務尚未結清，不良和違約負債余額9.15億，除此以外，關注類貸款余額也已經達到3.97億，而當前負債余額為13.42億，從目前不良暴露的進度來看，極有可能全部轉化為不良。

然而，壞賬并不是它在當地銀行圈中聲名狼藉的根本原因。

就在寧波康鑫壞賬開始顯現的半年之后，2015年8月14日，一家名為江蘇鑫博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簡稱“江蘇鑫博”)的企業在江蘇省宿遷市注冊成立。天眼查的資料顯示，該公司注冊資本金3億，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晶晶同時擔任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并為公司的最大股東，股份占比80%。除此以外，沈定康、沈鑫二人分別在公司擔任董事和職工董事，而沈定康是康鑫化纖的法人代表及最大股東，股份占比59.7%，沈鑫則是康鑫化纖的二股東，股份占比20.4%。

經濟觀察報從寧波慈溪當地公安處獲得材料顯示，沈晶晶出生于1994年4月，現年23歲，沈鑫出生于1987年8月，二人分別是沈定康的女兒和兒子。“沈晶晶現在應該還在國外讀書，這家企業真正的操盤人仍是沈定康。”上述接近康鑫人士透露，鑫博股份已經正式開始了企業的運營，“沈定康現在很少到慈溪的廠里去了，多數時間是在江蘇的鑫博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上班。”

經濟觀察報從天眼查上獲悉，目前，寧波康鑫已經身陷20多起法律訴訟中，多數案件為“金融借款合同糾紛”，集中爆發時間正是2015年至今。與此同時，與其相關的5起失信信息集中爆發的時間段也是集中在2015年到2016年——不良爆發以后，由慈溪市人民法院和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執行的五起要求其承擔付款責任的判決“全部未履行”。“這些事實基本就可以判斷，這是一個典型的逃廢債事件。但是銀行現在幾乎一點辦法也沒有。”一家涉事銀行的相關負責人告訴經濟觀察報。“據我們了解，現在康鑫開工的不是老板自己的生意，是他的朋友租了他的設備在繼續做這個產品，因為機器是專項設備，只能生產這種產品，所以工人還是他的工人，產品也還是那些產品。帶租拍賣的資產折扣率會更低，對銀行而言，也更為麻煩。”

經濟觀察報輾轉獲得沈定康手機，但幾次撥打并未接通。

事件始末

讓人唏噓的是，這家以化纖長絲為主要產品的企業曾經是慈溪當地的行業龍頭，也是慈溪前十強的企業，為當地的經濟發展作出過貢獻。從企業負債變化歷史來看，企業不良的集中涌現始于2015年3月，隨后便開始大面積地爆發。

而事實上，其廠房上豎著標牌的“康鑫集團”早在2003年就已經成立，也曾在銀行獲得過億元級別的項目貸款，2007年由于部分銀行抽貸造成企業資金鏈緊張，陷入過一輪危機。因為當時化纖行業形勢加好，并且有政府參與協調，慈溪各家銀行開始重新對其開始發放貸款。而寧波康鑫化纖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在當時成立，作為新的貸款主體。這家企業與康鑫集團共用廠房，法定代表人也為同一人，但彼此之間沒有任何股權關系。

從2007年到2017年，康鑫貸款總額由不足7億到達過巔峰時期的15億元。

回頭看來，貸款的攀升過程也讓人不勝唏噓。經濟觀察報從稅務機關獲得的企業財報和銀行獲得的企業財報數據出入之大讓人瞠目。

經濟觀察報從人行征信系統查詢獲悉，公司從2010年到2014年，在各家金融機構的貸款總量分別為6.23億元、7.08億元、9.42億元、12.36億元、13.59億元。而在企業2013年、2014年稅務報表中則反映出現巨額虧順、資產負債率高于90%以上：企業 2013年的稅報利潤已經虧損1.136億元、資產負債率達到了92.7%，而企業向銀行提供的報表顯示當年凈利潤1.28億元、資產負債率為66%，2013年企業增加銀行貸款2.94億元;2014年企業稅報已經虧損8171萬元、資產負債率高達98.3%，但在向銀行提供的年報為虧損1.39億元、資產負債率為86%，當年新增貸款1.23億元，兩年時間累計增加銀行貸款4.17億元。

“如果不是偷逃漏稅，就是騙貸。”一家涉事國有大行人士稱，“如果以稅務報表為準，那么企業在2010年到2014年期間，通過偽造企業報表，新增銀行貸款7.36億元，完全構成銀行貸款巨額詐騙。”

而另一方面，經濟觀察報注意到，在工商注冊中，新成立的江蘇鑫博的主營業務與康鑫化工完全雷同，并在2016年8月18日在原先的主營業務中加入了“聚酯切片及彈性纖維的研發、生產、銷售;化纖織造加工;布料、服裝、針織品、梭織品、紡織品及紡織原料的研發、生產和購銷;化纖原料及化工原料的購銷”等項目。

一位涉事銀行的相關負責人告訴經濟觀察報，康鑫另起爐灶的行為在當地引發了極為惡劣的影響。“一方面，這給國家信貸資金帶來了極大的損失，我們同業交流下來，這起事件，如果沒能有效解決的話，銀行的信貸資金至少損失70%以上，另一方面，如果這種企業的這種行為沒有得到相應的懲戒，可能會引發其他企業的效仿。”

13.42億不良難清收

值得注意的是，慈溪一隅，正在成為浙江省的不良高地。而此前，慈溪中小企業以軸承、化纖、白色家電、汽車配件等產業蜚聲全國，在浙江省縣級市中排名中也一度靠前。

2016年底，浙江省銀行業金融機構的不良貸款率為2.17%，較年初下降0.2個百分點。而經濟觀察報從慈溪當地監管處獲得材料顯示，2016年，慈溪全市不良率為6.08%，對比2015年，慈溪不良率4.85%的數據，不降反升。其中，建行不良率達19.44%、中行為12.07%、招行為11.09%、工行為9.25%、平安銀行達10.83%、興業銀行達10.67%。

經濟環境陷入寒冬之際，隨著不良的大面積爆發，銀行們的處境被動不僅僅在于新增業務無從尋找，不良資產清收的難度也在不斷加大。

以康鑫化纖的不良來看，從2017年初的信息可以看到，建設銀行5.31億，農行2.43億、興業銀行1億，交通銀行3.97億已進入關注，除此以外，工商銀行9309萬的不良貸款也逼近1億額度，上海銀行、臨商銀行、杭州銀行、大連銀行、平安銀行等多家銀行均涉及不良貸款。

化纖行業的整體不振固然是重要原因，但克制不住投資沖動可能也是真正將企業推上這條道路的魔鬼。工商資料顯示，與沈定康擔任法人及高管的企業多達13家，其中涉及進出口貿易、房地產開發、摩托汽配等業務不一而足。寧波當地知名樓盤樊石花園，康鑫城等地產項目都為其主導開發。

起訴仍在進行。

經濟觀察報從各家銀行了解到，各家銀行對待康鑫帶來的不良問題處理手法不一。“一些有土地抵押的銀行，部分債務可以依靠以資抵債，解決一部分債務問題，但也僅僅只是一部分。占地面積600多畝的廠區，杭州灣工業用地的拍賣價格大約是在三十萬一畝，這樣拍賣之后大約能回收2億左右。現在他的廠房設備租還處于租賃狀態，如果真的查封進行資產處置的話，租賃方的順位還排在銀行之前。”銀行人士稱，“還有一些銀行，迫于不良的壓力，對部分不良資產做了資產證券化的處理，將不良其從表內轉移到了表外;另有一些銀行則向上一級的分支行報備，希望能夠將不良劃撥到總行統一處理。還有一些涉事金額不多的則保持觀望，希望能夠跟著大行一起維權。這是目前大家的主要處理方式。”“針對康鑫化纖這種逃廢債的手法，可能需要有明確的舉證證明另一家公司為涉案公司資產轉移。但實際資產如何轉移，只有企業的財務最清楚，除非經偵介入或法院要出具配合調查令才有辦法查到，僅憑銀行自身的能力，很難取證。”一家涉事銀行的相關工作人員告訴經濟觀察報。”

艱難維權路

杭州銀行一位貸后管理人員告訴經濟觀察報，對銀行來講，慣常的處理方式是“先民后刑”，兩條線不能同時進行。所謂“民”，指的是通過向法院起訴來進行資產處置，在司法領域屬于民事案件;而所謂“刑”，指的是向公安報案，申請經偵介入，屬于刑事案件。

而如今，銀行在維權境地正集體陷于兩難。從民事角度而言，處理流程完全沒有效率可言;從刑事角度而言，銀行自己不敢。“銀行行為是理性的，搶資產最重要，只有先向法院起訴，才能獲得優先處理資產的權利。資產處置的順位是抵押人、首封機構，然后才是此后參與到查封過程中的機構。首封機構還能決定處理資產的時間。”該人士表示。“整個流程中，一塊是訴訟、官司打完出審判書，一塊是執行，審判書結果的落實。立項相對清晰并且和法院關系好的話，整個流程節奏能稍微快一些。但整體而言，這類民事案件的處理流程會特別冗長。每一個流程環節都要進行公示，現在開庭被告人本人都已經不來出席了，他們不配合流程就會更長。”

經濟觀察報采訪了寧波一位法院人士，該人士則表示，法院工作也十分無奈：“近兩年經濟糾紛、金融債務這類的案件大量增加，樁樁件件都要按照正常的法律流程來走，工作量已經大了許多。但法院人手沒有增加。”

而一旦上升到刑事層面，情況卻又大為不同。另有建設銀行一位對公業務補充稱：“大多數情況下，如果以詐騙名義向公安報案，一旦被認定，銀行的相應負責人也會被認定為瀆職罪，向上追溯兩級，分行領導也要承擔相應責任。因此，通常銀行都不會選擇報案請求經偵介入。”“理論而言，在銀行自身流程合規、不存在重復抵押或資產評估價值過高等問題的情況下，銀行負責人要承擔的責任相應比較小，但問題在于，慈溪當地金融行業競爭頗為激烈，光是各家銀行的一級支行就有40多家競爭，前幾年新增貸款壓力較大，惡性競爭的情況也確實存在，無論是打價格戰還是盡職調查中的疏漏可能都確實存在，因此真的要在銀行人員的工作中進行追溯，要完全做到全流程的無瑕疵也十分困難。”

事實上，早在2014年10月，慈溪就成立了打擊逃廢債辦公司。“對銀行而言，監管部門在打擊逃廢債的工作中確實做了一些工作，但并沒有太顯見的效果。”

一位當地銀行人士透露，銀行業協會要求各家銀行上報“老賴”名單，第一批大家上報了80多家，但后來不知道為什么到銀監、央行那里就剩了10多家，最后只抓了4家。“打擊逃廢債”行動就算過了。

但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在一起判決上為類似的情況提供了判決先例。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因為在庭審時發現，一家齒輪公司在為他人的銀行貸款作擔保而陷入資金危機時，另一機器人公司突然成立。這兩家公司不但經營范圍相同，生產場所相同，使用的機器設備也相同。更為重要的是，機器人公司的兩名股東，一名是齒輪公司的原職工，僅領取普通員工工資，另一名是齒輪公司老板的親戚，擔任公司會計，卻不在機器人公司領工資。機器人公司的七成多員工是從齒輪公司轉過來的，兩家公司上下游客戶的重合度高達70%。此外，機器人公司的注冊資金與其營業總額之間的比例明顯反常。在此案審理時，兩家公司還拒絕向法院提供相關的財務賬冊和會計賬簿。

寧波中級人民法院在處理這起金融借款糾紛的案件中，創新性地參照我國《公司法》有關法人人格否認的規定，首次判決寧波兩個股權和法人關系完全與之獨立的關聯公司承擔連帶責任。

這起判決或將為該事件的處理提供審判依據。“銀行卡詐騙起刑點是人民幣一萬元，但因為是對公業務，10億8億的廢債竟然追溯無門。實在是匪夷所思。”上述涉事銀行的相關負責人感嘆，“經濟環境不好，企業家也不容易，這情況大家都了解，如果真的是企業破產倒閉，銀行認定壞賬之后計提核銷，計提損失。但是這么大金額逃廢債的事情還是非常少見。”經濟觀察報 記者 李意安